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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黄庄，是北京地铁4号线与10号线的交汇之处。别看这个名字听起来土里土气，假如要绘制一幅中国教育版图的话，它将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地理坐标。站在这里向南望去，能看到堪称北京乃至全中国最牛的中学——人大附中(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简称);回头向北一望到头，笔直的中关村大街两侧分列着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 在北京，有多少家长和他们幼小的孩子竭力想完成一次从海淀黄庄南边到北边的“两级跳”。要想实现这样的愿望，他们要从哪里“起跳”? 在海淀黄庄路口的东南角，有一座不起眼的旧建筑，中小学课外培训机构“学而思”的总部和它的许多教室，就隐身其中。每到周末，这座建筑以及海淀黄庄周围的另几座大楼里就挤满了背着书包、行色匆匆的少年，他们的家长往往也紧随左右。在这里，这些年少的学生就是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积蓄力量，让自己跳得更远，将来能够跨进重点中学、重点大学。 从“掐尖”到“培优” 家住海淀区的宋洋就是从位于中关村一带的某重点大学毕业的，如今他在金融行业工作。儿子悠悠今年7岁，刚上小学一年级。每个周末，孩子都有一整天时间在学而思的教室里度过。上午补数学，下午补语文和英语。 尽管北京的小学入学没有考试，但早在孩子幼儿园大班毕业时，宋洋就给他报了一个学而思的学前辅导班。在宋洋看来，上学而思是天经地义的事，凡是他的同学或朋友的孩子，基本上都在上课外辅导班，悠悠在幼儿园的同学也有很多人早早就走进了学而思的教室。 出生于山东某县城的宋洋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并扎下根来，他是海淀区年轻父母的典型代表。这里集中了太多的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如果要给活跃于海淀区的年轻中产阶级画一个群像的话，他们有以下的共同特点：毕业于名牌大学、高学历、通过读书和自身努力成为“新北京人”。这一切特点，都让他们极为重视子女教育，也希望后代以同样的方式复制自己走过的路，成为更大的人生赢家。 学而思2003年诞生在海淀，可以说是这一方水土造就的。这家以数学尤其是奥数辅导著称的课外培训机构，创立后不久就迅速在整个北京市扩张开，如今早已走向全国。在育儿圈有个说法，由于学而思的名额难求，要想上它的辅导班，最好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占坑”。 6月初的一天，记者搭乘电梯一走进学而思教室所在楼层，就看到走廊里坐着几名正在玩手机的家长。这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大部分教室里都有人上课，也有一些家长坐在教室的后排旁听。 打开学而思的APP，可以看到有多处学而思的教室分布在周围。有数据显示，整个海淀区共有21处学而思的授课点。2007年，当学而思在北京东城区设立第一个海淀区以外的办学点时，就已经拥有上万名学生。 在北京，有重视教育传统的区除了海淀，还有西城。有数据为证：北京市每年的高考状元，已经连续多年出自西城与海淀两个区，尤其是理科状元，近10年来绝大多数都出自海淀区的人大附中。2016年，西城与海淀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占这两所大学在北京市录取学生的90%。但相对而言，海淀区是北京中小学教育竞争最白热化的区。 金恒瑞2007年加入学而思当老师，一直负责小升初的相关业务。2016年，他跳槽去了一家在线教育创业公司。谈起北京市中小学教育的局面，他用了一句流传已久的“名言”——“西城拼爹，海淀拼娃。”他开玩笑说，剩下的那些区“则都是‘分母’，可以忽略不计了。” 同为教育高地，西城是“高原”，而海淀则是“丘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城区原本牛校就较多，在北京市的一系列教改推动下，如今，西城区的教育资源分布已经较为均衡，起码从名义上来说已经没有“渣校”，全是好学校了。因此，理论上，你只要能买得起西城区一套每平方米均价在15万元以上的学区房，就能保证孩子的小学和初中阶段都可以进入一所还不错的学校——这就是“西城拼爹”的含义。 而海淀区的情况却比较复杂，好小学对应的派位中学却不一定是好学校。比如，中关村第三小学是海淀区数一数二的“牛小”，它对应的中学是人大附中、八一学校与十九中，除了人大附中是当仁不让的“牛校”外，其他两所学校的初中部都不出色。也就是说，在海淀区，即使你买了能上“牛小”的学区房，仍不能保证上好的初中。 为何北京多年的教改没能让海淀区像西城区那样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呢?金恒瑞解释说，海淀区高校集中，有很多大学的附小、附中。例如，海淀区的6所牛校俗称“六小强”，它们分别是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首都师范大学附中、十一学校与101中学。这“六小强”里，就有4所是大学的附中。这些附小、附中的办学经费来源与人事任命权，都不在区教委而在大学。在这种背景下，海淀区教改的推进较慢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六小强”呢?除了按学区大派位外，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点招”。在北京各个小学家长论坛上，“占坑”这个说法非常流行，它指的是参加重点中学自办或者与课外辅导机构合办的、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班，其中奥数是这些“坑班”的必学科目。从这些“坑班”的学生中招收尖子生被称为“点招”。这些听起来如同黑话一般的说法，是海淀区的公立重点学校选拔学生的公开的秘密。 6月2日晚间，学而思的老师王晨阳在距离海淀黄庄不远处中鼎大厦的一间教室里，向一帮家长详细讲解了海淀区“六小强”和其他数得着的好学校的特点，以及这些学校各自“坑班”的情况，如人大附中有“早培班”，清华附中叫“龙校”。他又表示，那只是用于“占坑”，也就是说，要想参加它们的“点招”考试，就必须先进“坑班”。但是，在“坑班”里学到的东西其实是很有限的，要想在各校的“点招”考试里胜出，还得平时提前去上外面的辅导班。 虽然在学而思的课堂上老师可以大谈“坑班”“点招”，但名校的“点招”不公开、不透明，招生老师往往直接打电话给学生家长，通过隐晦的语言，比如“欢迎你家孩子小升初到我们学校来”“请家长放心”等，来暗示学生已经被“点招”进来。尽管“点招”是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允许的，其他各区也基本上取消了此类做法，但海淀区的“点招”依然以半公开的方式顽强地存在着。而这，正是学而思办班的最强发动机。 宋洋的孩子在石油学院附小上学，这已是他家所在学区内最好的小学了，但这所学校的对口中学却全是“差学校”。因此，石油学院附小的学生如果不甘心被派位，就只能走上课外班这条路，争取通过“点招”考上“六小强”。尽管近年来北京市教委的政策年年都在调整，彻底取消“点招”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宋洋在密切关注一切变动的同时，仍选择让孩子上学而思。他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就算取消了‘点招’，名校的‘掐尖’动机永远存在，谁知道到时候又会发明出什么新的选拔方法呢?让孩子多学一点，学好一些，总不是坏事。” 实际上，为了给中小学生减负，北京市教委早在近20年前就发布了《关于1998年初中入学几项具体工作规定的通知》，做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的规定。然而，教委的文件及其“电脑派位”政策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在北京这个聚拢了各种优质资源，又人人都为尽可能占有资源而“挤破头”的城市里，公立名校从来都不会真正放弃“掐尖”，而家长也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孩子“冒尖”，与这二种力量相呼应，课外培训机构也就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在学而思，“冒尖”与“掐尖”的冲动被一个词温和地包装了起来——“培优”。 学而思对培优这个说法的解释是，将好学生培养成更加优秀的学生，这正是学而思起家的法宝。 新东方于2008年进入中小学教培领域，在原先的品牌效应下发展迅速，如今市场份额与学而思难分伯仲。金恒瑞解释说，在学而思产生的竞争效应下，如今，很多同行的对手也都在自己的商业推广中使用培优这个词，比如高思教育机构就将自己的一个辅导班类型命名为培优。实际上，培优已经成为很多家长育儿群的一个通用说法。其实，让孩子走培优这条路，它的真正含义就是——靠奥数打赢升学仗。 “全民奥数” 郭琳的儿子在海淀区的一所小学上四年级，作为一名铁了心要走“拼娃”这条路的家长，她目前生活里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自己也跟着娃从头学习小学奥数。每个周六，她都要陪儿子去上学而思的数学辅导班，平时在家要与儿子一起“刷题”，要跟他讨论并讲解难题。作为北大文科专业毕业的高材生，郭琳表示，只要跟着一起学，小学奥数完全可以应付得过来。她还不动声色地炫耀说，在她儿子所在的辅导班里，跟着一起上课的家长除了她之外，全都是爸爸。 在学而思，不是你想上什么班就能上什么班，要先进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再去报相应水平的辅导班，这些辅导班被分为等级极为复杂的档次。以小学数学为例，学而思将其分为：基础班、提高班、尖子班与超常班。其中，超常班水平从低到高又被分为超常预备班、超常普通班、超常3班、超常2班、超常1班。 学而思的总负责人杨付光说，学而思有意控制超常班的规模，没有开设那么多班。“虽然家长都希望孩子上高端班，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孩子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目前，学而思的培训体系是金字塔型的，越往上学生越少。” 这听起来就像是升级打怪——大多数学生都在提高班和尖子班，他们努力学习，一心希望挤进超常班体系中去。而超常班还会定期考试，根据成绩名次调整学生的班次，因此，学生只要稍微不努力，就可能从金字塔尖跌落。此外，学而思还会举行自己的数学竞赛。 海淀区“六小强”所谓“点招”的标准，说到底主要还是考察学生成绩尤其是奥数成绩。学而思的老师王晨阳在对家长的讲座上说，一些名校会向培训机构索要他们的“杯赛”成绩。例如，在“学而思杯”竞赛中名次靠前的学生，可能会拿到某校“点招”考试的入场券。 在业界，有所谓小学奥数“四大杯赛”之说，指的是有关部门举办的迎春杯、华杯(华罗庚杯)、希望杯与走美杯(即“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的简称)。一般认为，在申请“六小强”的“点招”考试时，如果拥有上述四大“社会杯赛”或者是学而思杯、高思杯等所谓“机构杯赛”的优异成绩，会给简历加分。 重点学校与课外培训机构的“默契”包括很多方面，而“杯赛”是二者之间的一种直接“过招”。杨付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公司高层争论、酝酿很久之后，最近，学而思决定从今年下半年起，取消小学毕业年级的“学而思杯赛”，改为班级内部测验。他说，希望此举可以撇清学而思与重点中学招生之间的关系，洗清外界对学而思的质疑。 郭琳的儿子在超常普通班，在学而思杯竞赛中拿了二等奖，但名次不算靠前，这是个比较尴尬的境况。因为郭琳听说，只有在超常1、超常2班的学生，或者在迎春杯赛、华杯赛等数学竞赛中拿到一等奖及二等奖靠前名次的孩子，才有可能考进“六小强”。但她没有让儿子停止学奥数，仍然一直带着孩子刷题、参加各种杯赛。 邓杨是学而思高中部的负责人，在他看来，国内的奥数培训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农耕时代”，也就是邓杨上高中的时候，当时，他曾参加过校内的奥数补习，也参加过全国的集训队和冬令营。那时的奥数培训主要以这些方式为主。在2000年前后，开始有商业机构进行成规模、标准化的奥数培训，这就是奥数的“工业化时代”。 奥数崇拜的开始，要追溯到1993年的全国理科实验班。当时，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与上海华师大二附中，在教育部的批准下通过数学与物理竞赛选拔全国的初中毕业生进入实验班，高考时可被保送至北大、清华等名校。 1997年，为了与前述四校的全国理科实验班相抗衡，人大附中开始大力发展该校原有的数学培训基地“华罗庚数学学校”，从小学起选拔和培养奥数尖子生。后来的巨人学校也正是受这一思路启发，用奥数体系开展课外培训。2002年，带动全国奥数热的理科实验班被终止，改名为“仁华学校”的人大附中华罗庚数学学校后来也被叫停，但人大附中通过奥数培训，开始成为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常胜王，并取得了耀眼的高考战绩。在这种情形下，人大附中的这套做法，很快就被海淀区的其他名校所复制、效仿。 对于“学而思催生奥数热”的外界质疑，杨付光觉得很冤枉。他说，在没有学而思的时候，就已经有其他形式与其他机构的奥数培训。今天，如果没有学而思，也会有其他的商业机构扮演学而思的角色。 尽管如此，学而思依然难逃“全民奥数”帮凶的嫌疑。根据金恒瑞掌握的数据，海淀区“六小强”的点招规模总共只有2000人，而海淀区小升初的人数总共是2.4万人左右。海淀区除了“六小强”，其他略逊一筹的好学校在“点招”时并不参考奥数成绩。也就是说，原本只有2000人需要参与的游戏，最终却波及非常广的层面，让无数学生成为2000人的“分母”。 过去，奥数培训是有门槛的，能够得到奥数培训的，一般都是在有奥数传统的重点中学——这在全国也没有几所。但在学而思诞生以后，奥数培训大众化了，只要交学费，人人都可以去学奥数。在这个层面上，以学而思为代表的培训机构对“全民奥数”局面的出现，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杨付光承认，学而思确实让奥数培训变得更加易得，但这是顺应了市场需求。 杨付光的孩子在幼儿园时就上了学而思的母公司好未来旗下的另一个机构摩比思维馆，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在学而思基础班补习语文、数学和英语了。作为一名海淀区的学生家长，杨付光说，自己“也感到压力很大”。 “家长帮”背后 除了重点中学的“点招”之外，学而思“做大”的一个更大背景，是中国多年以来在基础教育领域推行的素质教育与减负。杨付光说，学而思的发展与学校减负密切相关。“小学阶段下午3点就放学了，作业也很少。如果不补课，回家就光是玩儿了，这在海淀区那些重视教育的家长来看，是难以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是，最终，高考这根指挥棒并没有变，孩子依然是要通过考高分才能上名牌大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令家长十分困惑与焦虑。学而思的出现，就缓解了家长们的这种焦虑。” 金恒瑞还记得，学而思在天津开设分校后，一开始招生规模一直在七八千人徘徊;大约在2012年，天津市教委发了一个“减负令”，一下子就使学而思报名人数激增到1.5万人以上。 邓杨是学而思的“名师”，他认为，目前，考试仍然是中国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人才选拔标准并不是学而思制定的，学而思只能说是顺应了时势。” 学而思起家时办了一个奥数网，当时就在业界很有名，后来又改名为e度论坛，最后则定了个名字叫做“家长帮”。“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妙。过去，有很多家长根本不知道，他们经常泡的论坛，实际上跟学而思是一家的。”金恒瑞解释，一般来说，学而思在某个城市开分校之前，都会利用“家长帮”吹风造势，把市场炒火。他在学而思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在“家长帮”上发升学政策的解读文章。这些文章在解答家长疑问的同时，也传递一个信息：要想考上重点学校，就要去上学而思。 如今，金恒瑞在创业公司任职的同时，还经营着个人的微信公号。他接受一次当面升学咨询的价格是一小时500元。北京复杂而竞争激烈的升学形势，不仅养活了学而思这样的课外培训机构，也催生出一批像他这样的教育咨询从业者。由于北京的幼升小政策与学区房的关系密切又变化多端，所以有一些专门为家长做幼升小择校咨询的从业人员，简直就成了变相的房地产推销员。 文化学者易中天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反对培优，反对望子成龙。”他说，自己对孩子的家教就是“不教育、不管”。教育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也多次撰文痛批奥数。他曾写道：奥数的泛滥成灾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不仅损害了青少年的休息、健康，让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是完全违反教育规律的。如杨乐等许多数学家所言，这种重在解难题、怪题，练习所谓的“数学杂技”和高强度的集中训练，与提高数学素养毫不相干;相反，只能扼杀和败坏儿童的学习兴趣，这正是许多中国孩子严重厌学、从小学就厌学的原因。 但对于为孩子升学操碎了心的郭琳来说，她对奥数有更实际的看法。“我们现在学这个‘破奥数’，确实花了很多精力，也感觉特别难，超过了现阶段孩子的智力发育水平。比如，小学四年级就要学排列组合，这是高中才会遇到的知识。而且孩子的成绩也不足够优秀，可能最终还是当了‘分母’，但是，不学也不成。现在大家动不动就批评奥数，可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没有比奥数更公平的选拔学生的方法了。就像高考，再不好，也是公平的!” 在这种想法的支持下，郭琳没有选择让孩子去西城区上学，而是留在了海淀。这是因为，除了买学区房可以上好学校，西城区还有所谓“政策保障”这一制度，按照这一政策，如果父母符合相关条件(比如是引进的海归人才)，则子女可以保证进入第一志愿学校。2015年，西城区有政策保障名额的孩子，占该区大派位总人数的23.5%，而当年第一意向的累计录取率为51.24%。根据金恒瑞的计算，刨去所谓的“政保生”，2015年西城区第一志愿的录取率只有36%。在郭琳看来，这是一种不公平。 虽然参加课外班学奥数让郭琳和孩子都觉得压力很大、也很辛苦，但她仍然相信，与其在西城区“拼爹”，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在海淀区靠实力“拼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