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户端北京7月20日电(记者 宋宇晟)“只有我高兴了，观众才能高兴。”姜文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这样谈论自己对于电影的看法。 上映一周：票房递减、评价两极 备受关注的电影《邪不压正》上映已经一周了。 这部改编自小说《侠隐》的电影，讲述了七七事变前夕的一个复仇故事。虽然大部分读者对小说评价甚高，电影与小说中的人物也大体对应，但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对姜文的电影并不买账。 7月13日上映的电影，从豆瓣高达8.2的评分，一路跌到7.1分，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也呈现两极化的状态。随之走低的是电影的票房——上映首日票房过亿，然后逐日递减，到19日只有两千多万。 点赞的人觉得这部电影“讲究”、“值得二刷、三刷”。同时网络上不少文章热衷于解读作品中的“隐喻”。 甚至有人找出了“姜文藏在《邪不压正》里的20个彩蛋”，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梁启超的肾、爱写日记的蒋介石、对李小龙的致敬以及以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为原型的关巧红。 吐槽的人认为影片“完全崩坏”，人物“立不住”，故事缺乏逻辑、令人费解，乃至于有人觉得姜文的电影陷入了一种困局。 有影评甚至认为，观众看完“都感觉看不太懂”。 姜文的“野生性” 事实上，观众的这种懵懂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源于姜文“非套路”的电影语言。 在《邪不压正》上映前，姜文已经做过很多场访谈。每次他都力图跳出那种对电影套路化的理解。这种电影的“非套路”被许知远称为“姜文的野生性”。 比如，窦文涛问“(拍电影)难的在哪”，姜文说“很多人说能不能把故事讲清楚了，这不是事，这是技术。难的是你能不能不讲一故事”。 比如，许知远觉得姜文始终在电影中“处理成长的故事”。姜文说“我没处理，我只是把那个东西反刍了一下”。 又比如，窦文涛问，要是拍摄超出预算了，听谁的？姜文反问：“什么叫预算？” 在许知远采访姜文的那段视频开头汇集了姜文电影中的各种声音，而背景画面是北京内务部街的那个姜文曾住了30年的大院。 在这个大院里，你似乎能看到姜文电影中的影子——《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烟囱、老北京的院子、上世纪的筒子楼…… 许知远说，这里好像没什么好逛的，但“这个院子把他所有的拍的戏、演的戏、导的戏全都镶嵌在一起了”。 所以许知远注定不能理解姜文，但他能理解姜文电影中那种自在的逻辑。 创作者与观众的“误读” 许知远问，观众对电影的反馈会对你造成困扰吗。姜文说，“我觉得没有”。 “《让子弹飞》大伙都觉得好。其实好多人过分解读，我看着都吃惊——怎么成这样了？说看不懂的，我也吃惊——这就看不懂了？” 姜文觉得这些反馈跟他没关系，但他也不排斥这些反馈与解读。“任何作品面临欣赏着的时候，都是他们在表达自己。我还是那句话，人生就是建立在误读之上的。” “一切都是误读。”这不只是说观众对于导演的误读，当姜文把《邪不压正》描述成一个“李小龙进了卡萨布兰卡的故事”的时候，难道不是也在误读《侠隐》吗？ 事实上，“误读”也可以说是姜文的一个习惯。虽然他的多部影片都源于改编，但在电影中，观众完全找不到原著的影子。姜文的改编更像是一种再创作。 他在和高晓松的访谈中也谈到这一点。“所有的改编对我来说都一样。就是我看一遍，看一遍给我的印象特别重要。然后我就把我记的这个东西，还有它撞开我情绪、理性闸门的东西，弄一块写成一个剧本。” 其实从姜文执导的第一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到《太阳照常升起》，再到民国三部曲，姜文一直在讲自己的故事。 多年以前，在《让子弹飞》还是“新片”的时候，曾经的《第十放映室》用两集回顾了姜文出演、执导的电影。 彼时，《太阳照常升起》引发了“广泛的不解”。十一年后，这部电影的评分在豆瓣上达到8.0分。 《第十放映室》当时就认为，观众的这种“不解”，恰恰要由姜文来负责。“我们起码应当相信一点，姜文绝对不是故意要让大家看不懂，这里面客观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个在一般观众看来，颠三倒四不知所云的故事，可能在姜文那里恰恰是最通顺、最合理不过的。” “作为讲故事的人，姜文的出发点坦荡而真诚，他就是这样在如实地呈现他的所思所想，而不是挖空心思，仅仅只为再现一场个人化色彩浓重的梦境。” 在节目的最后，《第十放映室》用了类似各打五十大板的一段话作为结尾，试图弥合姜文和观众之间的“误读”——作为观众，我们应当尊重艺术家个人的语言方式；而作为创作者，尤其是电影的创作者，也应当考虑到观众的一个普遍的理解能力，而不能任意为之。 但显然，对《邪不压正》的评价上再次让观众与创作者之间产生了相互的“误读”。(完) 原标题：看不懂《邪不压正》？可能因为你没懂姜文的“野”|邪不压正|许知远|放映室 |
